隋氏兄弟
隋氏兄弟

张宏杰:杨广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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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案左手,架着一把名贵的古铜镜。每当读书倦了,杨广就揽起来,和镜中人对视。一股压抑不住的英气破镜而出,照亮了他的双眸:从俊朗的眉毛到挺拔的鼻梁,从光滑的皮肤到鲜润的双唇,每一根线条都千斟万酌,每一个细节都经得住推敲。很明显,这不是随手捏就而是精心设计的面孔。他百看不厌。

在内心深处,杨广一直觉得自己有两个父亲:一个是人间的杨坚,另一个是天上的上帝。

天上的父亲给了他几乎一切他想要的:

他被安排衔着金汤匙出生,并且投生在北周重臣隋国公杨坚的府第。

除了俊秀的外表,上天还赐予他超乎常人的聪颖。七岁那年,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歌咏长安灞河两岸的旖旎风光。这首诗从老师手中流传到文人学士圈中,立刻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誉。人间的父亲当然对他更加疼爱。作为一个很少承认错误的人,杨坚却不能否认他对这个孩子“于诸子中特所钟爱”。做隋国公时,杨坚重金为这个孩子聘请了国内最博学的老师,做了皇帝后,他干脆把原来打算用为丞相的王韶任命为杨广的师傅,他对王韶说:“公宰相大器,今屈辅我儿。”

从懂事开始,杨广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宠儿。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几乎是专为他而创造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玩一场叫做“人生”的快乐游戏,为了像父亲那样收获万众的崇拜,尽享人生的每一点滴美好。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因为很少有哪个生命乐章的序曲能这样灿烂。

然而,天心永远不可能彻底被凡人所了解,命运的安排往往是让人费解的,它给了杨广一切,却唯独忘掉了最关键的一样:恰当的出生顺位。在他前景辉煌的命运之路上,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阴影:兄长杨勇。

自从西周时起,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以长”。大隋天下的未来主角,应该由他的长兄杨勇扮演。

“嫡长制”最有效地保证了皇族内部权力延续的有序,杜绝了皇族间的竞争,所以被圣人称为“百王不易之制”。然而,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是那么禁不起推敲。谁都知道,出生顺位与治国才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正是这个制度导致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为什么要把帝国的前途囚禁在这样一个弱智的规定里呢?

相信在一千四百年前,杨广和他的其他兄弟们都是这样想的。

混合了鲜卑族和汉族血液的杨氏家族的男人们生命力都非常强健,“盖世英豪、儿郎虎豹”这句唱词用在杨坚家里异常贴切。杨坚其余的四个儿子,都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皇位垂涎三尺。

在杨坚称帝,五兄弟同日封王之后,杨广就感觉到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从小在一起嬉戏打闹着长大的兄弟看对方的眼神里都多了一丝阴冷和提防。南北朝时代的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阴谋和血腥色彩的时期之一。为了争夺皇位,政治上层一直在勾心斗角、相互杀戮,而皇族间的兄弟相残是高层政治中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从那一刻开始,杨氏兄弟倏然惊觉:生在帝王之家,就是活在狼群之中,也许有一天,不是自己杀掉其他兄弟,就是其他兄弟杀掉自己。

既然生活在狼群之中,强壮、敏捷、狡猾就是竞争的资本。杨广坚信自己具备这样的天赋。虽然一个个野心勃勃,但其他兄弟都是碌碌之徒,只有杨广从杨坚身上继承了一个政治家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城府、机敏和悟性。

一般来说,豪门子弟都免不了一些共同的毛病:骄纵狂傲、眼高手低以及缺乏自制能力。可杨广似乎是个异数。

也许是因为师傅们教育的成功,也许是因为他过人的悟性,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自制力,举止端凝,“深沉严重”。其他兄弟多是典型的纨绔,为了一时之欲,多违父母之意:长兄杨勇缺乏心机,行事放纵,老三杨俊性格软弱,奢侈无度,老四杨秀则性情暴烈,甚至“生剖死囚,取胆为乐”。只有他对父母之命奉之唯谨。父亲提倡节俭,他便衣着朴素,用度有节。母亲性嫉妒,最看不得男人好色,他则与正妃萧氏举案齐眉,恩爱有加。

从很早开始,他就已经学会设计自己,虽然出身天潢贵胄,他却善于下人,从无骄纵之色。父亲杨坚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史万岁是国之名将,开皇十七年他远征云南回朝时,分别路过秦王杨俊所在的成都和晋王杨广所在的江都。两个王爷对史万岁的到来都很重视,亲自接见。不过秦王关心的是向史万岁索要战征中虏获的奇珍异宝,而晋王却“虚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礼”,与他探讨军国大事。杨坚见二人情好,乃命史万岁干脆留在晋王身边,督晋王府军事。

因为这个孩子突出的政治天分,杨坚对他不能不特殊器重和苦心培养。开皇九年(589),在隋帝国最重要的一次战争——为统一南方而进行的平陈战争中,年仅二十岁的他被任命为五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引起举国瞩目。这次战争是他正式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亮相之作,杨广深知这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实上,他的全国性声誉就是在此刻建立起来的。腐败的南朝不堪一击,平陈战争胜得轻松愉快。攻灭南朝之后,杨广首先命属下收取陈朝政治档案和典章文物,“封存府库,金银资材一无所取”。“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由此“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昆弟之中,声誉独著”。

二十出头的他成了隋帝国风头最健的政治明星,这个皇子的贤能实为历代少见。在杨广刻意表现自己的背后,隐藏着谁都读得懂的动机:虽然嫡长制原则横亘在面前,但熟读历史的杨广知道,“换太子”这样“大不韪”的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

由他取代杨勇成为太子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祟尚稳定,反对“不守名分”,所以历代皆恪守嫡长制这一“万世上法”,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太子没有重大罪错,是无论如何没有可能被罢黜的。

然而杨广却一直觉得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么幸运。只要有百分之一机会,他就会做出百分百的努力,天赋的聪明让他很清楚怎样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像一只老狼一样蛰伏,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迅猛出击。他对自己的毅力、耐心和敏捷有信心,就像对长兄杨勇的愚蠢有信心。

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见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却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流氓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每当又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的死日的事都能传到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往今来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果然,在太子二十岁左右,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那一年的冬至,大臣照例要给皇帝行礼。考虑到与日渐年长的皇太子搞好关系的必要,许多大臣从皇宫出来又纷纷赶到太子东宫,于是形成了不约而同百官毕集的场面。

正在休息的杨坚突然听到东宫中隐隐传来朝乐之声,不禁十分奇怪。立刻命人去问是怎么回事。太监回报:太子见百官毕集,就令左右盛张乐舞,接受朝贺。

本来喜气洋洋的杨坚立刻面如冰霜:这是礼法不允许的。他那颗对权力异常敏感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他知道,即使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然而难保没有小人,如同当初劝他夺北周帝位一样,琢磨皇帝的宝座。

史书说,由此之后,皇帝对太子“恩宠渐衰”。对太子的不满屡屡现于辞色。皇帝召集身边的重臣,与他们探讨更换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想法被大臣们劝阻,但皇帝的内心已经被帝国高层悉知。

消息很快传到了晋王府,杨广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他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一如既往地用出色的表现来做老大的反衬,另一个是看准时机,对杨勇这块摇摇欲坠的石头轻轻加上一把力。

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成功。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就任江南总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整整十年间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统治手腕也非常高明。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尊重和延揽南方精英人物入手,稳定江南人心。在他治理的十年中间,占帝国半壁江山的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一次叛乱也没有发生。南方士人这样称赞他:“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

晋王的个人生活也十分检饬。他的节俭在诸王之间是出名的。人们来到晋王府,见不到古物珍玩,见不到鲜姬美妾,上上下下衣服都很朴素。因为无暇留心丝竹,王府里的乐器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史书所载“皇上及皇后每次派遣太监宫女们到杨广府中办事,无论地位高低,杨广必与萧妃在门口迎接,为设美馔,申以厚礼;所以这些婢仆无不称其仁孝。”这种连今天每个科级小官僚们都精通的政治技巧,杨广夫妇当然会滴水不漏。他虽然远在江南,却借不多的进京机会,用人际能力和金钱在朝臣中构筑了牢固而秘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这个网络,他在南方收到的称颂声传达到杨坚耳朵里时被放大了数倍。在帝国政治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像杨广这样条件出色的皇子历史少见。如果是这个皇子接杨坚的班,大隋天下会更有保障。

而在南方不断传来对杨广的赞颂之声的同时,杨坚与杨勇的父子关系却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失宠,杨勇情急之下,错招频出。他不断派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窥测父亲的行止,然而由于行事不谨,探子居然被隋文帝抓住,文帝气愤地说:“朕在仁寿宫居住,与东宫相隔甚远,然而我身边发生纤芥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我怪之甚久,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提防太子篡位,皇帝增加了数倍警卫,晚上睡觉怕不安全,居然从后殿移到了前殿。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许多大臣都预感到,杨勇确实没有什么希望了。

得知这个消息,杨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找了个借口,进京面圣,和母亲独孤氏进行了一次密谈。在密谈中,他说,长兄杨勇不知何故,近来频频挑他的错,甚至屡次扬言要除掉他。前一段,晋王府潜进一个刺客,刚刚跳入王府就被抓住了,虽然百般拷打也不吐口,但是他猜测可能是太子派来的。

杨广知道他的这番话会起什么作用。独孤后当晚就把杨广的话告诉了杨坚,并且指出,杨勇与云氏野合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杨家的骨血。如果杨勇继了位,杨家的基业最后就要传给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怕老婆的皇帝,皇后的枕边风对帝国政治来讲,常常是一场台风。

开皇二十年十月九日,大隋长乐宫文华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杨坚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手跪着长子杨勇,右手跪着次子杨广。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们的头。杨坚沉默良久,说了声:“宣!”于是,站在他身边的内史侍郎薛道衡高声朗读起手中的诏书:

自古太子,常有怙恶不悛的不才之人,皇帝往往不忍心罢免,以至于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看,天下安危,系于储位之贤否,大业传事,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品性庸暗,仁孝无闻,亲近小人,任用奸邪,所做的错事,难以具述。百姓者,天下之百姓也。我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也不敢以一己之爱伤害天下百姓的福祉,听任勇将来变乱天下。勇着即废为庶人,以次子广继之!

群臣们都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太子,皇帝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在内心深处,多数的大臣认为这一天对大隋王朝来说也许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

头低得最深的是新太子杨广。虽然对自己的幸运一直有自信,杨广在江南的十年间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毕竟,挑战嫡长制原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大不韪”的事。不管他将来统治能否成功,他们父子都会因在无“大过”的情况下“易储”和“夺嫡”而受到历史永远的指责。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步棋。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杨勇为杨坚生了一个健康的长孙之后,杨广已经几乎放弃了竞争储位的希望。他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路,一度做好了以一个恭顺亲王了此一生的打算。

像其他几次奇妙的体验一样,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这次非同寻常的心想事成再次让他感觉到自己与上天的神秘联系。在向父亲谢恩叩头时,他其实也是在向上天行此大礼。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杨广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

然而,内心的激荡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人们看到成为太子后,杨广变得比以前更加谦恭、和气了。新太子与前太子在东宫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东宫前,博览经史的杨广已经总结出做太子的秘诀:储权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权力。一个明智的太子应当主动把自己当成老皇帝意志的囚徒。他不应该沾染任何可能危及皇权的事,不结交外臣,不干预国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令人窃窃私语的举动。只有极度的小心、恭谨、谦退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违心、作伪、装聋作哑作为储权与皇权间的润滑,才能使冲突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在册立太子大典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俭和谦退,他请求免穿与皇帝礼服相近的太子礼服,并且请求以后东宫的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杨坚欣然接受。

成为储君之后,他闲居东宫,以读书、写诗、礼佛为务,处处事事看父皇脸色行事,不越藩篱一步。原来那个热心政事、精力充沛、一天也闲不着的江南总管如今突然变成了闲云野鹤,优哉游哉。他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对佛理佛法深有研究,此时既有闲暇无处打发,干脆净下心来编撰了二十卷《法华玄宗》。那个因到晚年变得更加多疑乖戾的父皇正忙着大开杀戒,屠杀、废黜、关押了一大批不放心的权臣,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四弟蜀王杨秀,却从来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到这个息心佛域,参玄悟道的太子身上。

杨广深知,他所有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等待。

像以往一样,对杨广关爱有加的命运并没有让他等太长时间。在杨广成为太子后第三年的大隋仁寿四年(604)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那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当今皇帝杨坚病了。皇帝的病情属国家最高机密。当这个机密成为普通百姓悄悄谈论的话题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迹象越来越明显。七月初七,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不治,他召百官入宫“决别”,与百官“握手嘘唏”。《隋书·何稠传》并记载文帝临终前的细节说:文帝把杨广叫到床前,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嘱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的帝国所托得人。

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

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一生功过。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这是所有谥法中最坏的一个字。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就是对大隋臣民利益的无可弥补的损失。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的瑰丽奇谲的梦想。在普通人眼里,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仁寿四年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三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十七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又发布诏书,公布了营建东都的计划,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

第二年三月十七日,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在这道震动全国的命令刚刚下达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百余万民工从家乡出发,奔赴通济渠。又过了九天,新的命令传来,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万艘巨船,以备五个月之后的南巡之用……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成为高亢急切。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多的任务同时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

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杨广却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呆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

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皇、汉武,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土马垒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

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们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们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贵族势力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可以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将更加长远。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几如异族。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划了一下: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通气爽,血脉贯通。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都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史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大臣们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日以继夜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

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呆在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他远赴涿郡(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他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

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

做皇帝的感觉真是太HIGH了,藩王虽然也权力巨大,却根本不能与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万物的主人,是人间的上帝。几十年的隐忍过去了,他现在要的是尽情享受。权力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来任意改造河山,在他来讲是一种如同艺术家在画布上淋漓泼墨般的超级享受。那个曾经刻意以俭朴示人的王子被时间证明是历史上最讲究排场的皇帝。事实上,杨广最瞧不起父亲的,就是他那守财奴般的节俭。豪奢是锦衣玉食中长大的人的天性。没有几十道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在杨广看来就不叫吃饭。不修建覆压数里、隔离天日的宫苑,在他简直就没法游玩。没有几十万旗帜鲜明的军人跟从,那简直就不能叫出巡。

在政务之余,杨广“又创建了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巨大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这衣饰绚丽的三万六千人前呼后拥,后面还要携带十余万甲胄鲜明的庞大军队。也许是文人气质的体现,他对形式非常迷恋。形式对他来讲主要是能力、威严、与众不同(与众多帝王不同)的体现。

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只有这样前无古人、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壮,才能配得上他这个古往今来最有才华、最富雄心、最高瞻远瞩的皇帝。

他现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欢做的事。事实上,他也几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热爱旅游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部的人。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饱览了由雪山、草地、浩瀚无垠的荒漠构成的西部风光。他从小对自动装置着迷,即位之后他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匠人建造了一座装有许多自动装置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共十四间,当人进入时,门会自动开关,窗帘也会自动开合。

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他经常冒出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无效而罢”。就像黄仁宇所说:“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他性格中存在着许多现代性的因子,绝不委屈自己,不守陈规陋习,绝不浪费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乐最大化。

毫无疑问,大业前期,他是整个大隋帝国,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张的人。他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然而,年轻皇帝“自我实现”“燃烧生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的过程,却建立在老百姓们的汗水之上。帝国的百姓越来越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层的雄心与蓝图。他们只知道换了皇帝之后,劳役负担一下子加重了。在皇帝快节奏的工作带动下,国内的几项大工程都在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周长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仅仅不到十个月就出现了轮廓,而大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用时更短,这段千余里长、四十步宽的河道,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杨广的峻急严厉之下,大臣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完成任务。

为了获得皇帝的嘉奖,营建东都工程负责人把民工分为三班,昼夜不停。修治运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干活,女人也被征发来负责炊制伙食。本来政府规定每人每年参加劳役最多一次,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然而大臣们早已经开始一年两次,甚至三次地征发民工。严格的工期要求,以打骂为主要手段的严厉监工,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恶劣的伙食,加上医疗、劳保设施的缺乏,已经导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史书所载“僵仆而毙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当然是夸大其词,但相当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人观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点的。在酝酿规划时,杨广考虑了财政平衡、物资储备、技术难题,却独独没有考虑那些提供劳役的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从出生开始,杨广视力所及,都是奇珍异宝、雕门绣户;所交游的对象,都是王公贵族、名爵显宦;所关心的事情,都是军国大事,人事升迁。他的生活圈子从来没有踏出过贵族圈一步。仅仅是在打猎途中,他远远望见过普通民众居住的低矮草屋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进去看一看的兴趣。在众人呵护中成长起来的人心中往往过多地装着自我;给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肮脏、“愚蠢”的底层人,在杨广眼里和他们这些贵族根本不是同一类物种,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给他们提供粮食、布帛和劳动力。他认为免除这些民工家庭的国家租税,就已经是浩荡的皇恩。面对大臣们奏报上来的民工死亡率过高的奏折,杨广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每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的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幸运之神并没有被他那风驰电掣般的进取速度甩下,到现在为止仍忠心耿耿地跟在他身边。自古及今,没有哪个帝王的事业进展得如他那样顺风顺水。

从即位起,大隋天下连年丰收,诸项大工都进展神速,隋帝国在杨广的领导下“凯歌行进”,皇帝的废寝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与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见到了效果。

大业五年,他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之年,刚刚年届四十的皇帝喜事连连,春风得意: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这个新城周长六十里。规划大气,气宇不凡。宫城内殿阁高耸,金碧辉煌;洛阳市里甍宇齐平,外码头上舳舻万计,整个城市榆柳交阴,通渠相注。杨广正式命其名为东京。

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两千里的运河已经将黄河和长江沟通,这是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实现的奇迹,它必将成为全国经济价值最高的黄金水道。

朝廷设立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达37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杨广亲自主持编纂图书31部,17000卷。科举制正式确立,大隋文治成就显赫。也就在这一年,隋朝大军攻灭西方强国吐谷浑,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

自汉武帝以来,还没有人立过如此辉煌的武功,隋朝疆域扩大到极点。已经连续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这一年的统计数字汇报上来,隋朝疆域共有190个郡,1255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到890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4603万人。《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面对着大臣们送上来的连篇累牍的赞美和歌颂,杨广心安理得。抚摸着自己胳膊上仍然年轻的肌肉,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秦始皇只留下了长城,他却将给后世留下功在万代、远比长城更有实用价值的大运河。汉武帝远通西域,可是却从来没能把青海变成帝国的一部分。隋帝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创了历代之冠,国家财政实力也远过秦汉……

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了。换了任何其他帝王,都会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停下来歇歇。如果就此罢手,安享自己的统治成果,也足以让自己留名千古。可是杨广却并不这样想。一系列成功带来的兴奋让他的胸口鼓胀得要爆炸,体内的精力被更加充分地点燃。与秦皇汉武比肩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要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以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他一刻不停地奔向功业金字塔的顶部:征服高丽。

从即位起,征服高丽就是杨广的一个梦想。这个边疆小国一直是个不安分的捣乱分子,经常侵略周围各国。杨坚时期,它就曾入侵辽西。隋朝的统一对它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隋朝平陈之后,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积极联络突厥,试图与突厥等族联合起来对抗隋朝。

如果不能制止高丽的地方霸权行为,其他国家也会起而效尤,帝国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其实,在杨坚时代,征高丽即已经成为既定国策,取得了朝野共识。“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杨坚对高丽的征讨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完成父亲这个遗愿是杨广乐于做的事情,虽然对隋帝国来说,这件事其实并不那么迫在眉睫。

在文学家、诗人杨广的政治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追求完美、热爱形式的艺术家特征。迁都与开河是他政治规划中的基础性工程,实行科举制、发展经济、安抚突厥、击败吐谷浑,是他建筑在这个坚固基础上的几间华丽殿宇。而征服高丽,则将成为他“大业金字塔”的塔顶。

在所有的隋朝人看来,高丽是箕子所建的“礼仪教化之邦”,晋末才逐渐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杨坚征服陈朝,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正获得了统一,只有高丽回复中国版图,“大一统”才算真正实现。征服高丽,是杨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建立标志性功业的空白之一。因为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完成统一”当然是所有勋章中最耀眼的一块。只有得到了这块勋章,他“千古一帝”的地位才会变得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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